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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城頭的槍聲(九)

南昌城頭的槍聲(九)
——研讀南昌起義史料劄記
(周根保)
題記:
南昌城頭的槍聲,像劃破夜空的一道閃電,使中國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革命的希望,在逆境中看到了奮起的力量。
——習近平
 
 
【南昌起義前的周恩來】
 
一直追隨朱德的趙鎔也回憶說:“我黨以朱德同志,為起義的先行,與7月19日晚受領尖兵任務後即離開武漢,21日進到南昌,做起義的有關準備工作。”(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版,《親歷南昌起義》第466頁。)
試想,7月20日前,中央沒有作出南昌起義的決定,朱德回南昌參加準備工作,從何說起?
                        
(二)是誰首先宣導南昌起義呢?
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建軍大業》第76頁寫道:“關於南昌起義的提出過程,周恩來曾回憶說:那時,軍委想可否搞個起義,主要是鮑羅廷跟加倫說可以搞個起義。根據這個考慮,周恩來向在軍委工作的幾個同志佈置”。此時,周恩來正擔任軍事工作部長一職。
這一說法是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的。
1927年5月下旬,周恩來由上海秘密到中央所在地武漢。2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周恩來任中央軍事部部長。29日,決定周恩來代理中央常委職務,參加中央核心領導。
周恩來領導軍事部後,進行了一系列軍事組織、聯絡工作,向國民革命軍中派去朱德、陳毅、劉伯承等不少幹部。在汪精衛叛變革命的跡象越來越明顯,周恩來主張在農民運動高潮的湖南發動武裝起義。
6月20日,周恩來在中央常委會上說:“湖南省委決定派50人回去,把湖南劃為十個區,派十名懂軍事的幹部,去做準備,根據政局決定進行暴動。”
但這些意見遭到共產國際代表反對,沒有實現。
尹家民在《南昌起義紀實》一書中寫道:“中共中央改組後的兩三天中,中共中央的工作開始有了秩序,中共的生機似乎又蓬蓬勃勃起來了。”
在一次會議中,周恩來提出了一個大膽建議:“現在,大批同志都隨第四軍行動,萬一第四軍的將領張發奎等受環境所逼,轉而反共,那我們在第四軍的同志們將被一網打盡。”
周恩來明眸一閃:“與其受人宰割,不如先發制人。”
時間緊迫,不能多討論。中央決定組織一個前敵委員會,由周恩來任書記。
當天晚上,周恩來連夜向軍委工作人員進行了傳達,於是第二天,聶榮臻等人趕到九江,開始了起義準備工作。
綜上所述,南昌起義第一宣導者是周恩來,我們今天也沒有掌握這個過程的全部細節,但根據實際情況作出的邏輯推理,是可以幫助我們得到正確結論:周恩來是南昌起義最早宣導者之一!
這就是邏輯的力量!
當然,如果史學界有新的史實補充修正,另當別論。
 
三、南昌起義決定,終於塵埃落地
史學家稱,南昌起義是中國共產黨思想上第一大解放,是第一次從中國實際出發,運用馬克思主義與實際相結合,衝破莫斯科的束縛,作出正確的決策。
中共關於南昌起義的初步決定,這是中共中央沒有事先取得莫斯科同意而採取的第一個重要行動。
這天晚上,周恩來急切來到中和裏軍委辦公機關,連夜召集軍事工作人員進行傳達。
聶榮臻與賀昌、顏昌頤於第二天即乘輪船急忙趕到九江,第一個通知了葉挺同志……
剛剛被朱培德“禮送出境”到達武漢的朱德,鑒於他對南昌了若指掌,於7月18日晚受領尖兵任務,於7月19日晚,即離開武漢,21日進到南昌,開始了起義的有關準備工作。
7月25日,周恩來在陳賡護送下到達九江,召集相關人員,聽取南昌起義準備相關情況後,於7月27日,周恩來從九江秘密來到南昌。
到達南昌當天,在南昌大旅社正式主持成立中央前委會,成立了以周恩來為書記,李立三、惲代英、彭湃四人的前委會,負責指揮前敵一切事宜,並具體研究了起義的相關準備工作。前委把起義時間從原定28日推遲到了30日晚舉行。
萬事齊備,只欠東風。
起義的準備工作還剩下最後一筆——
正當起義準備工作緊張有序進行中,從莫斯科吹來了一股冷風……
共產國際新任代表羅明那茲到達中國,當他瞭解到南昌暴動消息後,他立即聲明:“一切都應請示莫斯科。”
7月26日下午4時,在漢口一所住宅裏,秘密舉行了中共常委會,會議傳達了聯(布)中央政治局關於南昌起義計畫的複電:“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們以為,你們的計畫是可以的。否則,我們認為更合適的是讓共產黨人辭去相應的軍事工作並利用他們來做政治工作,我們認為拉爾斯賽和我們其他署名的合法軍事工作人員是不能容許的。”
新來的共產國際代表在會上特別表示,目前沒有經費可供南昌暴動使用。
這封電報,是少有沒有用命令的口吻,而是使用了外交式辭令,明眼人一看便知,這實際是一封不完全同意起義的電文。蘇共領導,也許對起義沒有把握,但又不想承擔責任,不允許蘇聯顧問參加起義的表態和關於共產黨人從事政治工作的建議,則更表達了對起義並不看好的態度。對中國情況缺乏充分瞭解的羅明那茲,除了對執行電令幾乎沒有商討的餘地外,他特別強調,國際電令不能用信件通知前線同志,責派一位得力的同志去當面告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