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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制”和谐并存不是无原则的让步

—— ——由“暴力乱港”事件谈起

(杨宽情)
 
    近来,香港社会颇不安宁。6月9日,香港发生骚乱反对“香港逃犯条例”修订工作,一直延续至6月12日,期间产生了流血事件。7月1日,一些极端分子暴力冲击香港立法会大楼,导致立法会两星期不能举行会议。7月21日,香港部分激进示威者在游行到达终点后,竟然围堵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中联办)大楼,破坏设施,污损国徽,喷涂侮辱国家、民族的字句。香港各界强烈谴责这种暴力行径,呼吁警方马上采取行动,严惩违法暴力行为,将涉事分子绳之以法。这些违法暴力行为,不是一般公共安全事件,而是对于香港法治精神的严重破坏,对于国家尊严的严重侵犯,对于国家对香港行使主权的严重妨碍,对“一国两制”和《香港基本法》的严重挑战。他们的行径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和历史的唾弃。
    对于香港近来发生的这些充斥着戾气的暴力事件,本文认为,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社会现象,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现象,而是具有复杂原因,且“由来渐矣”。香港回归后,香港社会对于“一国”是认同的,但亦有着不同声音存在。香港少数民主派人士“逢中必反”,其意识深处就是不认同“一国”。其对于国家的归属感、忠诚感仍需要时日培植。在贯彻“一国两制”和践行《香港基本法》过程中,一些冲突曾以不同的方式出现过。主要表现在“二十三条”立法、“人大释法权”、 五区公投、国民教育以及香港自治运动等问题上。凡是与中央协商的事情,就连香港民主党与中央就政制方案沟通的事情也被认为破坏“一国两制”,破坏高度自治。亦有观点认为,“一国两制”在实践中没有回应港人的民主诉求,认为“一国两制”下高度自治的制度安排还不够,应该搞地方自治运动,提出了自治运动的纲领,并确定龙狮香港旗为自治运动的徽号,变相地去一国化。海外某些人主张,摆脱中央控制就应走上独立,废除基本法,另起炉灶。其“名义上没有公然否定‘一国’,实质上通过特区制度的独立化去否定‘一国’的制度。”[ 骆伟建:《论“一国两制”的基础和逻辑》,载杨允中主编:《“一国两制”研究》,澳门:澳门理工学院一国两制研究中心,2013年第1期,第36页。]
    鉴此,本文认为,“一国”与“两制”间关系的处理,“两制”之间关系的处理,“两制”下香港特区与中央之间关系的处理、“两制”下的人民对于国家忠诚感的培植和保持,“两制”下的人民对于相处伦理的认识和谨守等问题是亟待思考和阐明的。
     众所众知,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香港保持原来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实行高度自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香港基本法》第二条规定,全国人大授权香港特区依照基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第五条规定,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第八条规定,特别行政区原有的法律基本不变。  
     由于受到西方国家的长期影响,香港地区有着不同于中国大陆地区的政治法律观念,如基于自由主义的法治观念,分权制衡的政治观念,并有着其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设置。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差异性导致了两种政治法律制度的一定的对立性。而“一国两制”正是把这两种对立的制度容纳于“一个国家”之中。对此,有观念认为,“一国”之内不会有“两制”。因为“两制”的价值观不同,不是内地的“一制”改变特区的“一制”,就是特区的“一制”改变内地的“一制”。秉此观点者对现状又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判断。一种意见认为“两制下的一国化”已经开始;[ 周八骏:《淡化“一国”是错误评述》,载《大公报》,2012年7月17日。]另一种意见认为,香港失控是中国巨变的前奏,港制将改变内制。[ 同前引。]香港少数民主派人士“逢中必反”,其意识深处就是不认同“一国”。
    对于“两制并存”的理论依据,学者多从“多元主义”角度进行解释。本文认为,如果说是“多元并存”,那么,香港及其制度也是“元”。另一“元”则是指中央,“两制并存”就是“两制平等”了,作为地方的香港特区和中央就是平权关系了。那么,中国还是“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吗?相应地,中央和特别行政区还存在授权与被授权的法律关系吗?如此,“一国两制”真正成了“一国两治”了。所以,我们没有必要一定要在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学中寻找理论依据。本文认为,“两制并存”完全可以依循中国古典哲学的和理念进行解释,并且可以解释得通。“两制并存”恰恰是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思想。这是“兼容并蓄”,而非“多元并存”。“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和而不同,多元包容,是有其道理的。我们试想,没有这种哲学思辨,难道会有‘一国两制’吗?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在许多人的眼里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在‘一国两制’下却能和平共处,互相尊重,既维护了‘一国’的原则,又保留了‘两制’的存在和发展,取得双赢,充分说明了这种观念的优越性。”[ 骆伟建:《“一国两制”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实施》,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页。]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时代背景下,“两制并存”又体现着“时”。循中道而行,中中有权。权,是权衡世界文明与中国文明、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历史传统与民族未来、伦理道德与现实利益等等,以求得“两制”的道德价值最大化、真正利益最大化;权,还要权衡轻重。“两制”之间,应当以国家层面的政治法律制度为重。但是,单单强调国家层面的政治法律制度,而忽视特区的政治法律制度,不仅有损“高度自治”,而且也不是循中道而行。
    相应地,“高度自治”也不是“完全自治”。邓小平曾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一文中指出:“我们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自治不能没有限度,既有限度就不能‘完全’。‘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而不是一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承认台湾地方政府在对内政策上可以搞自己的一套。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虽是地方政府,同其他省、市以至自治区的地方政府不同,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条件是不能损害统一的国家的利益。”[《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页。]这一关于“高度自治”的思想同样使用于香港。“一国两制”允许香港保留其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自然就意味着允许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自己管理地方事务。中央对于香港特区充分授权,主要负责香港特区有关主权方面的事宜。然,“高度自治”的自治权是来自中央授予,“高度”则是源于中央特别授权。香港特区政府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对其负责,受其监督,其行使自治权不能损害国家利益。同时,“高度自治”也是“爱国者”的自治,而“爱国者”的标准首先是“拥护祖国统一”。
    针对香港现实存在的社会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指出:“香港是一个多元社会,对一些具体问题存在不同意见甚至重大分歧并不奇怪,但如果陷入“泛政治化”的旋涡,人为制造对立、对抗,那就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会严重阻碍经济社会发展。只有凡事都着眼大局,理性沟通,凝聚共识,才能逐步解决问题。从中央来说,只要爱国爱港,诚心诚意拥护“一国两制”方针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不论持什么政见或主张,我们都愿意与之沟通。‘和气致祥,乖气致异’。香港虽有不错的家底,但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也面临很大的挑战,经不起折腾,经不起内耗。只有团结起来、和衷共济,才能把香港这个共同家园建设好。”[《“一国两制”是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 第437页。]
    一国两制”主张的“两种制度”并存,传承了中国传统的和文化,是“一个中国”对于“两种制度”的包容,也是“共和国”之为共和国的本然之意。其是在“一个国家”前提下,“两种制度”并育不害,存异求同,共处互助,循中而行。然“一国两制”不是无原则的“知和而和”,不是无原则的让步和妥协,还应当“以礼节之”。对于危害国家主权、侵犯国家尊严,挑战“一国两制”的暴力行径,除了舆论上谴责之外,法律上亦应给予惩处。对此,邓小平曾先见性地指出,对于香港问题不能笼统地担心中央干预,有些干预是必要的。且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 《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的内容详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15-222页。]

【作者简介:杨宽情,井冈山大学讲师,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后】
 
责任编辑 许晓宇